陈守文：我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

得到将要恢复高考的信息，是在1977年的春夏之交。我到怀仁县城办事，在街上遇到了高中同学王遒云。他告诉我可能要恢复高考了，建议我准备参加高考。我觉得他的消息应该是可靠的，因为他的哥哥姐姐是老大学生，有在北京工作的，所以对恢复高考的问题既敏感又有消息渠道。可是考大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人把上大学当成是儿时的梦，但是我对上大学并没有多想过。因为文革十年没有高考了，后来高校恢复招生，也是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所以这一消息对我来说既感到兴奋，又觉得突然。

我于1975年1月份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当了一年多的村干部，后被公社选拔为县借调干部，参加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十年文革，教育荒废，所学无几，能考上吗？试试吧！找到初中、高中的那几本薄薄的课本开始复习。当时复习资料奇缺，即使找到我的母校怀仁中学也没有一星半点可索取的资料。临近高考我的堂弟陈振国从怀仁中学弄到一份油印的复习资料，是100道数学习题。拿到后如获至宝，但是这些题较课本习题难了不少，既无人辅导，又无处讨教，除少部分外，多数题一时半会还解不出来。在工作队我和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几乎每天晚上开会到十一点多，能利用的复习时间很少。工余饭后，我带着这些复习题反复琢磨，认真思考，到考试时终于做出八十多道。可能我是幸运的,我想有很多考生连这点复习资料也没有，就仓促上阵了。

开考的时间是1977年12月5日，考期两天。考试前一天，我们都住进了县里统一安排的招待所。招待所是县城西关的那个大招待所，全部是平房,每间房两盘顶头大炕，住十几个人。公社的联校指导员——我初中的班主任蒋弼老师带队。熄灯时分，好多考生还兴奋不已，海阔天空地讨论、猜题。记得有王卞庄村的一个年龄较小的考生叫蒋军，临睡前还不住地向大家请教，问为什么要坚持“三要三不要”？“三要三不要”是毛主席的指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样的问题，当然谁也不好回答，但是他坚持要问明白，我开玩笑说：“好么，好才坚持”。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因为我当时是借干，算公社干部，所以我讲话不拘束，我是想让大家早点休息，保持充沛精力参加第二天的考试。顺便说一下，据了解这位同学当年未被录取，回村后艰苦自学，每天要学到深夜，要熬尽一灯煤油，人送雅号“一灯油”。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山西大学。

考试分文、理两科，各四门。文科：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理科：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我考得是文科。考试的顺序记不清了，只记得史地是最后一门。语文考试，除基本知识外，作文题目有两道，二者选一，其中一道是《心里话儿献给华主席》。我一看这个题目比较顺手，因为考前我模拟写过几篇作文，其中一篇与此有点类似，简单地打了草稿就上卷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书写比较潦草。数学题是八道，其中第八题是加分题。拿到试题一看，除第一题的前半部分小题能够顺利答出来之外，其余各题看似面熟但无从下手。比如证明梯形的上底和下底是平行的，这是一个数学定理，证明过程早忘了。想来想去作几条辅助线试试吧，果然试出来了。这道题，直到二十多年后偶然和年轻的大学生们聊起来，他们还知道当年有这样的考题，赞美说，您是怎么想到要作辅助线的啊？真不简单呀！再比如有一道题好像要用到(a+h)3这个公式，但是在高中没有学过，自学的时候有印象，但公式记不准了。先推导吧，推出来一套用，还真解出来了。

就这样一道一道的攻，只算了五道半，时间就到了，更别说加分题了。好在事后得知，这五道半题都做对了，在文科考生里算是高分了,这也是我的优势之一。考政治，对我来说相对轻松一些。我的高中班主任马朝祯老师是六十年代天津大学政治系毕业的，1974年我读高二时正遇批判“教育黑线回潮”，学校变着花样搞教学，我所在的十六班成立了学哲学小组，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解放出来。我当时是学习委员，马老师让我当组长。他写讲稿，我读熟了再讲给其他同学。记得有一次我在全班的学习会上讲什么是唯物论，批判唯心论,讲概念、举例子都是老师给事先写好的。学校教导主任专门参加了那次学习会，我讲完后，教导主任登台点评、辅导，讲了“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等等。在这期间，我和小组同学一起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对哲学的概念有一些了解，在考试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什么是生产关系，什么是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等。史地考试更有意思，有一种无奈的轻松感觉。因为从来没有学过，平时接触也很少。知道的很容易就答上了，比如鸦片战争是哪一年发生的，不知道的怎么想也想不出来；比如问阿尔巴尼亚的特产是什么，忘记了是选择了皮毛还是棉麻；问从中国的某港口到英国的某港口要经过哪些地方，听说过几个地名，填上了估计也没有答对。那时候考试多数不是选择题，不知道就下不了手，所以我很“轻松”的就答完了，两个半小时的考试，到走出考场才用了45分钟。

第一次参加高考，考前心中一点底儿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压力。但是考到一半的时候，却产生了一种好的预感和自信，因为从考数学开始监考老师就不住地在我身边看我答题。好象我成了被关注的重点，我感觉在考场中我的成绩是好的。

1977年恢复的首届高考，考生年龄放宽到1946年9月出生，考生报名须持高中毕业证或单位出具与高中同等学历的证明。

当年，怀仁全县的考生（含大专)是830人，其中文科考生390人，理科考生440人。录取分初选和正式录取，中间还有体检和政审。全县共初选90人,其中文科初选18人，我是十八分之一。不久，村里给工作队打来电话，说录取通知书到了，我赶回家中，母亲眼里含着高兴的泪水，拖着久病的身体在给我准备上学的被褥。手捧着录取通知书，一个大红印章压着一行清晰的文字——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专业。我被正式录取了。

三十二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那是一场特殊的高考，一场迟来而骤至的高考，一场汇聚了十二年高中毕业生570万而仅招生27万人的高考。我能够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无疑是幸运的。每一个因恢复高考而走进大学殿堂的青年，都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以恢复高考制度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也从此开启和加速。以七七级为代表的七八、七九三届大学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各个部门重要岗位最急需的人才。三十多年来，他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勇挑重担，不辱使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三届”也因此成为共和国教育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称谓。他们当中，有的担任了国家部委、省市和大型企业的领导职务，有的成为教学、科研的领军人物，多数成为所在部门和单位的骨干。在新的历史阶段，他们仍将继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发挥自己的聪明和才智，贡献更大的力量。

陈守文，男，1957年出生，怀仁县石井村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毕业，经济学学士，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大同市第十届人大代表，山西省第九届党代表。大同市商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1975年高中毕业回村务农，任村干部。1976年为县借调干部。1977年考入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专业。1982年毕业分配到雁北行署财政局工作，历任科员、行政科长、预算科长。1986年任雁北地区信托投资公司副经理（副县级）。1992年兼任雁北行署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人。1993年地市合并后任大同市投资公司副经理、党组成员。1997年任大同市投资公司经理、党组书记，兼山西省信托投资公司大同办事处主任、党组书记。2006年任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