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仁一完小点滴回忆

怀仁一完小全称为“怀仁县第一完全小学校”，是如今城镇一小的前身。所谓“完全”，就是初级小学加高级小学的全称。解放初期，全县绝大多数村庄的学校只设有初小，即一至四年级，只有刘晏庄、吴家窑和县城一完小三所完全小学校。

怀仁一完小始建于何时？

《怀仁县新志》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守府署营汛裁撤，府署旷废。二十九年（1903年），知县汪大浣改建小学堂，规模壮丽，一县巨观。”

守府署址就是原来的城内学校前巷的八号院，此院为三进院落，带两个侧院，基址逐院提高，极气派、宽敞。改成学堂后修造的大门和过道结合了西式建筑式样，直到本世纪初仍是县城里的经典门厅建筑。前院中的过道门额上有一砖雕匾额，宽约一米，上边双钩阴刻“学海”两个大字，是民国八年（1919年）时任怀仁县知事郭泌题记。故而人们以后称这里为“大学堂”，一直叫了近百年。

光绪三十年（1904年），汪大浣在重修孔子庙时“因斋房设初级小学堂”。

《县志》中所记这两款，应是怀仁公立一完小的雏形。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一完小就已经固定设立在崇国寺内。崇国寺为元代所建，三进院落高台建筑，山门前有两株古杨树。在解放前的一段时期，学生不多，课堂就利用寺院里的廊殿、僧房，因陋就简进行教学活动，殿堂里的泥塑神像都原封未动。1950年，随着生员增加、社会发展需要及改变学校环境，加之那时提出的破除迷信的政治口号非常响亮，学校里一位吴家窑村的薛正保职工带着一位胆大的学生韩忠，领头扳倒殿堂里的神像。学生们一齐下手，几天的时间，崇国寺里的上百尊泥像都变成大大小小的泥块，就近填在了大场面巷的土坑里。随后进行简单的修缮，抹上黑板，换上玻璃窗，砌上讲台。山门做了高年级老师的办公室，山门前西侧新盖了三间砖房，北面两间是初级班老师的办公室，南边一间是校长办公室。中院带过殿为初小班级的教室，后院大殿及配殿为高小班的教室。这样，一座颇具规模的小学校至此走上了正规之路。时任校长陈世焕虽然一条腿跛，但工作能力极强，在县里很有名望。女老师赵景颐、张亮清等都是城里女子小学毕业出来的姣姣者。

那时候，一完小老师队伍中有很多都是四乡甚或是外县籍的，需要解决食宿问题，学校斜对面路南的柴市巷西北角，原是大户人家马家的祖院，当时已变成了公产房，也归了学校使用。后来把该院坐西向东设在柴市巷的广亮大门封堵，把院子西北角的虎口拆开，做了个小便门，方便和校区来往，成了冯氏坡一号院。院中正房七开间，属明三暗四格局，正中三间为管理办公兼饭厅，西边两间作伙房和中间房屋相通，东边两间放杂物及烧炭，东西厢房为老师宿舍，南厅掏空三间改作音乐教室。那时每周一节音乐课，高小初小共二十几个班级都上音乐课，音乐课要唱歌，为了避免歌声干扰整个校园，所以开设了一个专用的音乐课教室。

解放后的几年里，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复苏，导致县城人口快速增加，学校生员激增。到1954年时，又把城隍庙也改建为一完小所用。

城隍庙和崇国寺的正门相距50多米，中间隔着一条大寺巷，似乎办公来往不方便，但是在大寺巷路西的一号院北和二号院南自古就有一条东西向的便道，并有一砖街门直通城隍庙，路对面一完小在西墙处开了一个便门，这样，一跨步便可来往。老师们上下课、学生们放学从西院到东院集合排队都很便利，两个小门，一条便道把两处校院连成浑然一体，连上下课的铃声都是统一行使。

那时候，东关、西关以及周边南七里寨、北七里寨、三里庄等乡下考中高小的学生都要来一完小上学，那时节还没设中学，加上地处县城内，一完小就是全县的教育圣地。

1957年秋，我父亲被调至大同县镇川堡任教，我也从居住了8年之久的吴家窑村回到了故乡，学籍转入一完小六年级，就是在城隍庙的六年级班区学习的。那时候转学很简单，杨丕儒老师给从吴家窑学校开出一纸学籍证明到一完小和班主任见了面就完事了。那一年，一完小共设有四个六年级班，分别是20至23班。每个班的班主任同时代一个班的语文和算术两门主课。20班班主任张良善，21班班主任齐秀士，22班班主任栗加林，23班班主任魏信。张良善和栗加林是年轻老师，二十几岁，那时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有大有小，不像如今一个班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同一个年龄，当时好多学生都十六、七岁了，和老师相差不了几岁，师生间相处很亲密。齐秀士是旧军人出身，年岁也较大，这位转行的老师虽然缺了几颗门牙，但讲课时声调铿锵有力，透射出一种军人气质，故而学生们都对其心存敬畏，但齐老师的“虎”一直是在袖筒之内“藏”着，从没见他责打过哪个学生。

我的班主任魏信是本县高镇子村人，魏老师虽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但在县城里也是小有名气的才子，文才颇佳。当年他已年近五十，四方脸，常年戴一顶解放帽，穿着四个兜的上衣，冬天穿着一条裤腰打折的老式大裤裆棉裤。特别令人记忆深刻的是，魏老师右手食指和中指头是永不褪色的烟熏黄。老师不苟言笑，生气时，下巴的肌肉会跳动起来，但从来不发火，讲课声音浑厚、亮堂。记得有一次作文讲评课后，魏老师讲得兴起，给学生们讲了几幅趣联，“此木成柴山山出、因火为烟夕夕多”，“魑魅魍魉单戈独战、琴瑟琵琶八大王合手全拿”，“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从音韵的平仄，上下句的对仗，句子的构成，组合的巧妙、诙谐等方面讲了许多，当时虽不能完全理解其意，但对魏老师平添了几分敬意，几条联句让我一记就是五十几年，直到如今，就连当时魏老师在课堂讲学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1958年2月25日，大仁县委发出了《关于小学教师集中进行整风、反右的通知》（档案局资料），原本平静、朗朗书声的一完小气氛悄然变化了，齐老师、魏老师两个人的眉头间隐隐地蒙上了一丝淡淡的不易觉察的忧虑。

一天课后，魏老师突然用一种不同于平时讲课的声调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啥叫大鸣、大放、大辩论么？那就是要你们给老师提意见。我有什么错误，你们可以写出来，我不会怪你们的。”我心里一下子懵了。老师在学生的心目中那是一层天，常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怎会有了错误！可是魏老师既然这样说了，就以为如同老师给布置的作业一般，是一定要完成的。幼稚的孩子、童贞的心还不懂社会上的事。于是搜肠刮肚想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条魏老师的“错误”，扯下一张作业本纸，上面写着“魏老师上课吃烟，很呛得乎”交给了魏老师。过了几天，放学时，从西院到了东院校门里的前院时，看到大字报已贴满了四周，细细一看，竟然看到了我写得那一条，并且用毛笔放大了重新写出，是魏老师的手体，下边还写着我的名字。心里只觉着“作业”完成了，却全然不知校园已被这些不出声的大字报搅得很不平静。当时，大跃进的口号提得山响，我们六年级的学生已然投身进去。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完成三担积肥的任务，于是学生们为了完成任务，在巷子里看见驴粪蛋、牛屎片就捡起来。胆子大一点的学生还跑到农业社的牲口圈里去“偷”粪，老实一点的放学后到鹅毛口车马大道上去拾粪。六年级的四个班，每个班的教室外都有一个粪堆。

这年放秋假了，但是一完小的校园内不像往常的假期那样静悄悄地一个人也没有，而是经常人声鼎沸，口号声不断，教育系统的“反右”运动已进入高潮，校园里几乎每天开会。教师中一些年轻的积极分子站在大殿前的台阶上，挥着手臂，尽量提高声调发言，批判那些被定为右派的教师，说他们是披着“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外衣，在教学中反党、反人民，灵魂工程师这五个字在那时候叫得最响亮。由于我家就住在学校前巷，离一完小只几步地，于是经常去偷看这类批判大会，但是很不理解。不知道这几位被定为右派的老师，平日里好言好语的，咋就能成了反党、反人民？原来都是每天相见、一块办公的老师，现如今咋就像仇人一样，水火不容？

很快，传来一条吓人的消息，中学的体育老师董浩夫因不堪忍受被打成“右派”之辱，竟割喉自杀被送入医院抢救。中学的文学老师张成家被下放到一完小改造，齐秀士、魏信两位老师没了消息。秋假过后，反右高潮过去了，又迎来了“大跃进”，此时我到了原来的大学堂，成了初一的新生，从此告别了一完小。